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七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七篇：第一次参与怠工

我在新明罗爷街上班后尚不足半年，在职工会运动上了实践的一课：怠工行动(go-slow) ，或称“按章工作”！

当时是接近农历新年，新明NUJ分会与NUNW分会就年终花红问题，如往年一般与资方展开谈判，但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两职工会领导在极度不满之下，终发起

怠工行动以示抗议。

后来得知，新明自1967年创办以来，近几年来劳资双方均因为年终花红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甚至被戏谑为“常年运动”（annual affairs) 。

怠工行动分两头进行，跑在前头的采访部记者打前峰，后端则由八打灵再也编辑部及印刷部的同事配合。

大家都声称“无心情工作”，原本傍晚7点前交的稿，延至八丶九点才交上。采访部的同事，也都甘愿“超时”留在报馆。

结果报纸迟开印，在翌早八丶九点才能出街。

这种情况在1977年当马华党要陈群川入主新明日报后，一度获得很大的舒解。

我记得有一年资方宣布分发3个月花红，振奋人心之余尚令其他报馆的同行极之羡慕！

但这个好景有如昙花一现，就只是那么一次而已，虽然往后新明状况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时期！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六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六篇：我与职工会结缘

我与职工会的结缘是在1974年，当时我在星报担任记者一年多后，暗地里向马来西亚半岛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申请为附属会员。

也是在这一年，设在陈秀连路的马来亚通报发生罢工事件，导因是资方拒绝承认通报NUJ分会的成立！

虽然我是附属会员(因星报当时还没有成立NUJ分会)，但我在下班后仍然前往通报为同行打气，那时结识了时任通报分会主席林成发(事后于1976年我与林成发成为新明的同事)。

根据劳工法令，国内所有中丶英丶巫丶印的报馆职工，都有权力成立两个职工会分行，即NUJ和NUNW(全国报业工友职工会)。

NUJ只开放给记者丶助编丶摄影记者和校对员参与，而NUNW则开放给印刷厂职工丶广告员丶发行部职员丶排字部员工丶电话接线员和送递员。

两个职工会各有各自的总部，NUJ总部设在十五碑，而NUNW设在PJ八打灵再也。各报NUJ分会的秘书都是总部的当然执委。

虽然我国的法律准许职工会的成立，但仍然有些报馆资方对职工会很抗拒及诸多为难，通报就是其中一个实例。

在劳资关系之下，有些资方在对付被视为“捣蛋分子”的活跃职工会会员方面自有一套，最常见就是调职。

资方的最佳藉口是：“那个办事处需要发展，而你是公司的最佳人选，所以派你去协助……”。若不从命，资方就有理由采取行动包括开除你！

这招确实很损，也很绝！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五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五篇：赤军大闹吉隆坡

我在新明日报的另一个大挑战，在1975年8月4日来了！

正当各报还忙着追踪采访莫达清新闻之际，这一天吉隆坡突然发生一宗轰动全球的国际新闻----5名日本赤军佔领AIA大厦的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挟持50名外交官员。

这宗事件之前毫无预兆，它发生后的爆炸性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记得案发当日是星期天的上午，在10点多我与同行在谐街警局完成例常的探听消息任务后，众人均离去。我与另一同行张景荣，最后轻松的步出警局。

就在此时，一辆警察巡逻车突然飞快的驶入警局大门口准备u转，我与景荣顿时感到不妥，冲前向驾驶廵逻车的警员探问。

这名警员宁甘平时与我们相当熟络，他匆匆抛下一句话：安邦路AIA发生打劫！接着飞驰而去……。

当我们赶到现场后，才知道不是打劫这么简单，原来是日本赤军佔领大使馆及挟持人质。(过后得知警员宁甘上楼查探时，在电梯开门之际中枪受伤)。

随后不久，大批海内外媒体纷纷抵达现场，拿着先进的摄影装备，如临大敌的在大厦楼下守候消息。

赤军也曾数次朝楼下发射多枪，其中一名联邦后备队(FRU) 警员中枪，现场气氛非常紧绷。

在报馆增援之下，我与同事轮流在场采访，历经了三日两夜的刺激采访。

我国政府与赤军谈判成功，过后赤军飞往利比亚，随后即销声匿迹。

这段采访经历虽然辛苦并捱了两个夜晚，但却是采访生涯难得一遇的经验，尤其是可以与其他海外媒体人共同采访，获益匪浅矣！

对我这个报界“新雀”来言，更是宝贵的一课！

＃若要参阅有关日本赤军挟持人质的详细报导，可点击我的部落格《KP 话当年》：kpchung3942. blogspot. com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四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四篇：追踪莫达清新闻

我于1975年6月中旬加入新明日报后不久，立即面对两大挑战 ：一是追踪大盗莫达清的新闻，二是采访日本赤军佔领AIA大厦美国大使馆的新闻。

这两则大新闻都是在1975年下半年发生，对我这个中文报“新仔”来说，确实是莫大的考险与挑战！

莫达清当年横行吉隆坡，干下三十多宗案件，猖獗之处很快就成为警方的头号通缉犯，更是各报追踪报导的劲爆人物。

莫达清的最经典杰作是在1975年10月26日，率领党羽搶劫安邦路跑馬場的解款車廿多萬令吉，他甚至还有一天连环劫掠两间银行的记录。

当时，新明采访队伍的主力落在意外记者林放及林成发的身上，而我则是后补接替他们。

1975年11月30日早上，我与众同行在谐街警局作例常的探听消息，突然查到消息指莫达清党内发生内讧，其中2名重量级党羽在增江北区一带被枪决了！

众同行立即行动，我们约十人分乘两辆车赶往枪杀现场。可能是紧张过度，其中一辆车在半途中失控翻覆，车内5人只有一人轻微擦伤，另4人仅饱受惊吓，逃过大难！

接下来更紧张的日子是在1976年2月16日。这天晚上，吉隆坡重案组干探重重包围怡保路三条半石一间板厂，被困的莫达清与同党向警方展开枪战，最终莫达清身中6枪被捕，另2名党羽伏诛。

案件在法庭审讯后，莫达清被判死刑，在1981年6月11日行刑，结束了犯罪的一生！

事隔多年，现今谈起当日追踪采访莫达清案的过程时，尚记忆犹新。

而莫达清的故事流传到今天，仍然是众人尤其是年长一辈津津乐道的旧新闻！

＃若要参阅有关莫达清的详细报导，可点击我的部落格《KP 话当年》：kpchung3942. blogspot. com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三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三篇：中英报的作业有别

与其他报馆不同，新明日报罗爷街办事处的部门只有经理部丶广告部和采访部，而其他的如编辑部丶发行部丶印刷部及印刷厂却设在八打灵再也(PJ)。

在两地相隔的情况下，日常操作都必须依靠电话联系，office boys (送递员)的角色更为重要。我们的稿件和照片最迟必须在下午7点前，交给送递员送去PJ工厂，若时间错过就要打电话找人抄新闻了！

我加入新明时采访部同事不多，计有采访主任刘子才丶副主任梁景棠丶普通新闻记者吴世祺和黄迪丶意外记者林放和林成发丶娱乐记者蓝祺丶法庭记者柳仪华丶夜班记者黄福地。另有3位摄影记者丘金生丶陈杰来和刘大纲。

我们的采访队伍虽然人数算来只有十余人，但我们都相处得非常融洽，而且当年新明的意外新闻报导，在报界来言是顶瓜瓜的！

在新明上班数天后，我更能深切的感受到中文报和英文报在处理新闻稿时的其中一些不相同方式。

例如，中文报的手写稿，比起英文报使用打字机打稿，速度就缓慢的多了！

另一个最大的不同，乃是中英稿件修改的对比。

我在星报交给主任的稿件，均受到严格的审核。当主任把稿交回给我重看时，很明显就看到整篇稿都被修改过，有时甚至“面目全非”。

这时刻心里就浮现出一种挫折感，还不禁的自问：“天啊！难道我的英文真的这么糟吗？我已很努力写得很好的了……”。

留意其他同事，他们的稿也同样被主任改写啊！这时的我心里才较为踏实，暗忖：“原来主任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因为我太差！”

不过也有例外的，例如我应梹城总部之邀写的政治分析稿就很少大修改，负责主编只略作文字修饰而已！

这种情况我在新明没有看到(至于其他中文报是否也相同则非我所知)。主任通常只审核错字或一些词句，不像以前我的星报主任般把稿件重写。

十多年后我当上新闻编辑时，终深切体会到重写中文稿的难处，直至电脑化可以使用c&p(copy and paste) 及段落移动的功能后，修改或重写稿件就才轻便多了！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二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二篇：我与新明的缘分

1975年6月15日这一天，当我踏入新明日报办事处时，丝毫没有陌生之感，因为在这里从采访部主管丶记者丶广告员至送递员，我全都认识。

我在星报当记者时，主要工作是采访意外新闻，谐街警察局成为我每天工作的报到处。

当时我与同样采访意外新闻的新明记者非常熟络，也由于谐街警察局就在新明附近，所以每当没有新闻追访时，我都会在新明逗留及聊天 ，而新明办事处就宛如是我的第二个办事处。

在无手机的七十时代，通讯落后，我们一旦离开报馆出外采访，报馆就无法联络到我们了！(八十年代才开始有pager--传呼机)。

当有需要通知报馆派摄影同事增援时，我们就必须到处找公共电话。

当年的公共电不是随找随有，就算找到也分分钟可能是失灵的。向茶室借电话，多数茶室老板都会撒手说：电话坏了！(除非你是熟客)。

我将新明当为第二个办事处，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后来，当茶室装上“吃银角电话”后，问题才获得改善。

在星报的两年半里，我除了写过几篇中文稿向太阳报投稿之外，多数的日子都是与英文字及打字机为伍，一旦写起中文式的新闻稿，面对的问题就浮现了！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提笔忘字，明明是简单的中文字，但就是想不出也写不出。记得我第一次写中文稿时，简单综合几宗小意外新闻就化了我一天的时间。

坐着我前头的娱乐组记者蓝琪(罗彩仙)，成为了我的活字典，想不到或写不出的字就问她。也幸亏有她，我的中文才逐渐恢复“正常”。

她常笑言每问一个字收费五分钱，累积下来我确实欠了她不少钱呢！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一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一篇：从英文报跳档到中文报

引言

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创刊于1967年3月29日，在报坛叱咤风云29年后，于1996年2月6日停刊！

当年的新明日报风糜一时，她连载的金庸武侠小说及青春少女追棒的《萝湘姐姐》，都是读者爱看的专栏。

我曾在新明服务了20年(1975至1995年)，期间三个阶段(罗爷街丶怡保路Batu Complex丶孟沙路及新海峡时报大厦NST) 都有不同的经历。

趁着退休的空闲日子，我特地把我在新明的岁月涂鸦一番，给个人的脸书留下一丝痕迹，也加添一点回忆。

若有遗漏或差错，尚请前辈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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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记者不是我自小的志愿，在学校写《我的志愿》作文时，我是写“敎师”的！

命运就是弄人，而我也糊里糊涂的踏入报界这一行，并且一干就是47年(1973至2020年)，直到报馆不要再与我续约为止。

我服务过的报馆只有3家(英文星报丶新明日报丶光明日报)。而我也被相信是第一位(也可能是极罕见之一)从英文报跳档到中文报的记者。

曾有人问我为何要离开星报(在崇洋心里英文报可能较为高档)，我只能回答说：我爱中文！

这样的回答够伟大吧！其实，我是因为受环境所逼及要追求更多薪金养家而做出如此现实的选择，因为当年星报的薪酬太低了！

记得当年(1975年)我把辞职信交给当时掌管吉隆坡星报办事处的主管时，他给了我一句话：希望你能为中文报作出改变，革除一些陋习！

他说的其中一个“最常见”的所谓陋习，就是中文报常会补登过时的照片，往往在照片上注明《新闻已志今日本报》。这也就是说，新闻与照片无法同日见报而必须分开两天刊登，让人看了总觉得怪怪的！

这个现象在英文报是不存在的，如果照片当天赶不及与新闻一起见报，它是宁可不用，即使要补登也必须补上最新的资料当作新闻跟进处理！

由于这种情形在中文报相当普遍，难怪会成为某些英文报中人眼里的诟病！

我加入新明日报只是一个小小记者，这么大的重任我哪负得起。我只能笑笑，算是回答他了……。

在新明的一段日子后，我了解了为何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而常出现《新闻已志今日本报》的照片，主要都是外坡通讯员拍摄的照片。

这些通讯员是因赶不及时间与稿件一起交给总部以致照片翌日才送到，而报馆为了减轻他们的损失(因他们的照片都是以每张计算报酬)，不得已将照片改为图与文及加上《新闻已志今日本报》的注明。

(这样的陋习在通讯发达的今天，已不复存在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