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四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四篇：收购亦果拖累新明

新明日报业绩滑落的另一个可疑导因，被相信是因经济状况受到英文亦果日报的拖累以致！

陈群川入主新明日报后雄心勃勃，八十年代初收购了英文亦果日报，并将原名The Straits Echo改名为The National Echo。

当年有传闻指陈群川有意搞“报业王国”，收购亦果是继新明之后的第二步，甚至也有传言指陈群川已在万宜物色了一个印刷厂工地。

新明迁入怡保路Batu Complex后不久，亦果日报也在新明总部的对面一排商店单位，设立其总部。

新明NUJ分会密切关注亦果的动向，在探听之下发现资方是以高薪招兵买马，从其他英文报挖角。

据知，当时的新闻编辑就是亦果从星报挖角过来(他也是我在星报时的前上司)，其月薪高达3500令吉，采访主任也有2500令吉。这样的高薪新明拍马也追不上，同样的职位待遇就相差了一大截。

＃亦果脱售于林庆金

令亦果始料不及的是，当年它遇上的强硬对手英文星报正处于巅峰状态，而星报丝毫不把亦果放在心上，甚至星报有高层高傲放话说:"I'll put it in my POCKET"! (我可轻易把它放入口袋里)，意指不堪一击！

有传言指亦果在短短的数年，单单是新闻纸就拖欠新明高达500万令吉。这笔债应该是被当为烂债了！

据记载，亦果过后脱手卖给梹城富商林庆金，当年林氏也是星洲日報及星梹日报的老板。

林庆金过后因为银行债务问题，最终导致星梹日报和亦果日报于1986年相继停刊了！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三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三篇：新明业绩开始滑落

好景竟然如此短暂，在接近八十年代中期，新明的业绩竟然开始滑落了！

当新明职工会(NUJ分会)被资方告知指报馆亏本时，最初根本难以相信。

在深感担忧之下，新明职工会决定追究因由，孰料从中揭发了一些惊人及难以置信的弊端。

某个午夜，NUJ分会执委接到消息后刻意前往印刷厂调查，在姐妹职工会NUNW执委的配合下，不动声色的查看厂内的每一卷新闻纸。

令人震惊的是，这批执委发现多卷新闻纸看似有被刀切割的痕迹，破口深达约一寸，如此一来，受损的新闻纸不可能用来印报纸，必须清除当作废纸。

＃新闻纸疑被破坏

随后的追查也更惊人，记者与助编日常必用的稿纸据称是以一本3令吉80仙价格买回来，比外面的市价贵了一倍！

我们怀疑这些稿件都是来自印刷厂撒下的废纸。

印刷厂使用的油墨的来历也可疑，其中原因已不言而喻！

新明NUJ分会把这些弊端的照片与情况拟成一份备忘录，特前往Supreme大厦亲自呈给董事经理陈群川。

后来，我们发现这类的弊端消声匿迹了，职工会总算有扮演它的监督角色！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二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二篇：新明报份直追第一

陈群川入主新明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新明业绩标青，报份节节上升，广告收入更是可观。

新明报份当时每日达约8万，星期日更朝向突破10万份的目标，直追当时报份13万份而排名第一的南洋商报。

众多州属之中，霹雳州报份更是名列前茅，据称超过3万份。该州总代理李智德独沽一味只是代理新明，促销手法更传为佳话！

他每早都派人依时巡视各报摊，让每个摊位都可以轻易“补货”，有次远在60公里的当地代理“缺货”只十多份，但他仍然化钱包租德士送到。这种精神日复一日，报份不起都几难咯！

当年新明的口号是：“不夸第二，乃是第二”，紧密的威胁到当时的第一大报南洋商报。

报馆前景光明，员工自然干得更加有劲，在劳资双方关系融洽之下谈判三年一度的劳资合约，就顺畅得多了！

＃首家5天半制中文报

在新明NUJ分会的争取之下，员工福利获得大幅度改善，当时领导资方谈判的执行董事钱健全，也采取非常开明的态度听取员工的心声。

在资方认可下，新明成为全国第一家实行5天半工作制的中文报，所有员工从今以后每两个星期休息三天。

另一项突破是员工婚假，从旧合约的7天提高至10天。新明NUJ力争的理由是人生结婚只一次，10天休假不过份，资方也欣然同意。

薪酬方面更获得调整及追算。当年我购买的第一辆二手车的头期钱，就是靠追薪买来的！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一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一篇：创立新明体育俱乐部

新office新气象，为激励同事士气及缔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董事经理陈群川发出特别指示，要员工成立一个新明体育俱乐部(sports club) ，经费由报馆一对一赞助。

广告部同事何永乐担任俱乐部主席，而我则被推选为秘书，之后我与永乐连任多届。当我出任新明NUJ分会秘书时，我变成有了双重的任务。

俱乐部初期相当活跃，除了参与及举办一些球赛活动之外，在五一劳动节或开斋节的报业假期，都会趁着大家没有上班组织出外旅游，让同事与家属同欢乐！

最常去的胜地是前往波德申海滩野餐，连续几年都如此，宛如常年活动。

除此之外，新明俱乐部也组团访问新加坡新明日报，除就两地合作关系进行交流之外，也举办乒乓或篮球友谊赛。

记得有一年我们应邀带队去新加坡参加新明两地的篮球赛时，对方以为我队必定“高手如云”，于是找了一些高手应战，结果我队输得一塌糊涂，对方见状立刻换人，我队才没有输得那么难看，他们摆明是“放水”。

花无百日红，随着后来报馆年来发生的劳资纠纷後，劳资双方似乎心有介蒂，可能我当时身兼NUJ分会秘书，让资方高层存有戒备之心，认为我会藉用俱乐部秘书身份去胡搞职工会活动。

有一年，我们去新加坡新明访问及比赛，之后乘搭飞机返回吉隆坡时，我与会计经理陈斗川刚巧同坐。在机上我们就俱乐部的话题很坦诚的聊了起来，直至飞机降落。

可能这一聊双方误解消除了，报馆答应的一对一赞助费，也变得特别爽快了！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篇：我成为新明的百搭牌

在新明的采访路线上，我的角色有如“打杂”一样，每天的采访项目都曾试过各有不同。

虽然我的主要采访路线是跑意外新闻(警局与医院)，但当另两位意外新闻记者林成发和林放都有上班时，我就变成“占拉米”牌局的jokers(又称百搭牌)，哪里有位我就往哪里塞过去。

从国会到政党丶官方到社团丶体育到娱乐丶高庭到地庭等等，我都曾涉足采访。我无缘采访的场合算起来只有：股票市场和马场。

我曾采访过的法庭新闻包括独立大学案丶青年体育部长枪杀森州议长案，而这都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法庭记者没上班，所以主任改派我顶替。

众多法庭新闻采访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被主任派去香港，采访土著金融机构(Bumiputra Malaysia Finance--简称BMF)命案的审讯。

这宗案件起因源自于BMF发放25亿令吉货款给香港佳宁集团。1983年，佳宁集团却以周轉不靈為由，宣布將旗下3間上市子公司停止交易，令不少大馬及香港股民損失慘重。

BMF母公司，即土著銀行隨後委派審計師加里爾依布拉欣，遠赴香港調查，不料加里爾遭人謀殺，弃尸在一片蕉林裡。

1984年4月杪，杀人嫌兇麥福祥(一名来自巴生商人)被控謀殺。

在审讯过程中，有消息传出指会有大马的部长级人马在庭上被揭发涉及此案，所以报馆认为新闻必然轰动，即刻要我前往香港采访。

当时远赴香港采访的记者除我之外，尚有南洋商报的郑兆德丶新海峡时报与马新社记者。

我与兆德同在九龙的酒店租房，每天结伴搭船去香港高庭，赶好的稿件交给当地的代理，代为传真给吉隆坡。

约十天后证实法庭不会有涉及大马部长的劲料爆出后，我要求返回大马结束这次越洋采访。

事后，从报导得知，麥福祥最終被判謀殺罪名成立，但幕后主使人的身份已成为一个谜！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九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九篇：编采部终于结合了

1967年新明日报创刊时，采访部与编辑部两地相隔，直至12年后换了老板，编采部才有机会同在一起。

在罗爷街采访部上班了4年多的我，也终于有了新的工作环境。

1979年，新明罗爷街及PJ办事处与印刷厂，全部搬去怡保路3条石的Batu Complex ，一家报馆的完整结构也终于达成了！

新明有了像样的总部后，在人事方面除增聘人手之外，采访部也作出相应的改组。

被新明NUJ分会视为问题人物的黄启隆被调离采访部，改任“中港台版”的主编。时任采访主任的刘子才接任新闻编辑，梁景棠则担任采访主任。

总编辑仍然是钱博，副总编辑是郑玉祥。据传闻，郑玉祥乃是“萝湘姐姐”的化身，这个广受怀春少女追棒的专栏是他负责的，不过，奇怪的是没有人敢去求证这个传闻。

掌管大权的陈群川担任董事经理，而总经理是由冯锦添出任。行政部与会计部部的主管分别是陈群川的弟弟陈斗川及妹夫严居正。

冯锦添原本是南洋商报的广告员，平时经常处理云顶高原的广告事务。可能基于此因，他与当时担任云顶总经理的陈群川非常熟络而被委于重任。

陈群川是一位很谦和的老板，记得有一次(1978年3月)我和摄记刘大纲被派往哥打峇鲁采访吉兰丹州选举时，遇到陈群川到来为国阵候选人打气。

当时已收购新明的陈群川知道我和刘大纲是来自新明后，亲切的问我们怎样到来。

我们坦白告知是乘搭同行的顺风车到来，并准备完成采访任务后就搭长乘途巴士回吉隆坡。

这时陈群川二话不说，立即拿出400块钱给我们，要我们搭飞机回隆，免受舟车劳顿之苦。

过后我们去买飞机票，但已全部售罄，我们只好依照原初计划乘搭巴士回隆，而400块钱我和刘大纲平分了！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八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八篇：陈群川入主新明

1977年云顶前任总经理陈群川加入马华从政，随后入主新明日报时，意想不到竟引发一场劳资风波！

这场风波的导火线是因为新资方在改组采访部时，聘请中国报的资深记者黄启隆出任新明的新闻编辑。

与其同时，新明职工会NUJ分会的其中两名积极份子被调离罗爷街，其中一人被调往巴生以协助开拓当地的业务。

记得陈群川向众职员宣布这项改组消息时，全场立时鸦雀无声，原本以为会听到职员如雷掌声的陈群川，也知道事态不对劲了！

这项委任顿时引起新明NUJ领导层及会员的极力反对，因为据知黄启隆在中国报的名声不大好，被视为是著称的反职工会份子！

更可况，资方将职工会积极份子调往他地，很明显就是逼害行动。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陈群川与数名董事有一晚特别在他的UMBC大厦办公室，逐一召见采访部所有的同事，了解各同事的心声。

最终，资方决定取消调职事项，而黄启隆暂时留任，这场风波也算是暂时平息了！

在黄启隆掌管采访事务后，我们工作照常，而我觉得好像自己是他“特别相中”的记者，刻意安排一些专题采访工作给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他特意安排一个出外采访任务，由他驾着他的甲虫车载着我与摄记刘大纲前往吉兰丹州的布赖村(华人最早落脚处，在话望生附近) ，进行一场四夜五日的探访工作！

当年我是新明最年轻及资历最浅的记者，相信也只有我才能被他调动，其他资深同事，他还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