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赤軍(二)

第二篇

日本赤軍佔據AIA大廈9樓後，國內外的大批傳媒雲集在大廈外。國外攝影記者手持的攝影器材，讓我見識了其先進之處，本地攝記不但無法相比，而且顯得落後。

國外攝記持著這些先進的“武器”，對准大廈，隨時隨地捕捉鏡頭。從遠處望去，這些長長的圓形鏡頭，有如鎗械。在9樓監視的赤軍，可能誤會是警隊用鎗對著他們，於是居高臨下開了數響冷鎗。

其中一名聯邦後備隊警員中鎗倒地，在場者包括警員的同僚，驚慌的立刻撤退到大廈底樓。他們只能瞠著眼看著受傷的同僚痛苦呻呤，但因擔心赤軍再開鎗，沒有人敢上前搶救。

最終，當各人都在自危之際，《海峽時報》的攝影記者陳君奮勇衝前，冒著中鎗的危險，把受傷的警員拖到大廈底樓，避開赤軍的射程。陳君事後獲得頒贈健力士英勇獎，這是後話。

四天三夜的馬拉松式談判，赤軍終逼使日本政府釋放其同黨。在撤離AIA大廈時，赤軍一個接一個的押著人質步上巴士，全場鴉雀無聲。他們共有五人，全部蒙臉。有者個子矮小，據稱是女人。

他們與部份人質(另一部份較早前獲釋)，被載往梳邦機場，準備飛往利比亞。在起飛之前，赤軍將帶來的一批炸藥，在機場附近引爆
。
“瘟神飛走了”！這是《新明日報》封面的五字大標題。我和同事給這班“瘟神”弄得精疲力竭，如果再拖得二三日，我們非虛脫不可。老總也有同感，於是別出心裁的打出這個經典標題。

赤軍如何潛入吉隆坡？印象中沒有答案。我只記得當時的《海峽時報》漫畫家Lat在他的一幅作品中，指赤軍是乘坐潛水艇在AIA大廈對面的鵝嘜河上岸。夠搞笑，也夠諷刺的。

事隔數月，我與同行在諧街警局對面的福寶隆茶室(這是記者每日等候警方消息的聚集地)，遇到中鎗受傷的印裔巡警寧甘。

當日乘電梯衝上AIA大廈9樓的寧甘，中鎗後已無力反抗。赤軍沒有繼續射擊，否則他性命難保。寧甘在醫院躺了一段時期，出院後又做回他的老本行──駕駛巡邏車。

他摸摸下巴的疤痕，露出“死過翻生”的神態。他還是保持著昔日的豪爽健談，在談得興起時，他說有三種人他是不會給傳票的。

“第一種人是教師。教師教我讀書識字，是我的大恩人之一。只要他們觸犯的交通規則沒涉及人命，我不會給他們傳票。”

“第二種人是醫生。這次我中鎗受傷，幸得醫生及時搶救。醫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不會給他們saman的。”

“第三種人是記者。記者讓我出名，我哪敢給他們傳票……”。寧甘說完，哈哈大笑。我與在場的同行，也被他逗得樂開懷，笑在一起。

下期：莫達清是七十年代罪犯的代號，更有俠盜羅賓漢之稱。他擁有的軍火數量驚人，計有子彈千粒，手榴彈5粒及鎗械約廿枝。他還致電報館，邀請記者參觀他的軍火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