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亡友刘雅煌(第五篇完结篇)

我与雅煌的相遇相识

第五篇(完结篇)：缘分总有尽头时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凡事都终会有分手的一天！

在燕美律住了约四年后，我与老婆在1979年年尾搬离，迁到怡保路松竹花园(Bamboo Garden) 自己租下一间单层排屋。

我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新明日报罗爷街办事处联同PJ编辑部与印刷机，在这一年搬去怡保路三条石的Batu Complex。

为了方便工作，我特在怡保路四条石租了这间排屋，当起二房东，同时把另两间房租给同事。当时的“租客”是摄影记者丘金生丶记者黄木及谭家廉。

自此之后，我与雅煌也逐渐失联，当年的温馨只能记在心头了！而我与雅煌的相遇相识，也到另一个阶段了！

燕美律与怡保路相隔相当远，各人有各人为生活忙，而我也很少有机会跑回去找雅煌家人。

后来他搬去旧巴生路时，我与老婆曾造访一次，过后不知何时据知他已搬去蕉赖了！

雅煌也曾在新明日报及星洲日報服务，因同事关系我们也偶然会踫面，寒喧几句。由于工作岗位各有不同，虽然同是同事，但却难以有机会相聚。

后来得知雅煌退休了，并且在目前这个网络世界，他还与一些退休报人成立了一个马来西亚吹水台协会，而他则担任会长一职。

这个吹水台协会很活跃，从脸书得知它每逢星期四都有主办聚餐及慈善活动，可说是相当火红的组织。

我也很想加入，但有鉴于我当时还没退休，也忙着日常事务无法每星期四抽身参加他们的午宴聚会，所以就一直搁下。

我去年9月终于退休了，原本有机会参与，但却因新冠病毒肆虐，又难以成行。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让我无缘与雅煌一起参与活动吧！

＃（完结篇  笔于2021年6月13日)

忆亡友刘雅煌(第四篇)

我与雅煌的相遇相识

第四篇：恩情铭记永不忘

刘雅煌在燕美律租住的组屋单位共有三间房，他与老婆凤姐及年幼的女儿敏敏住在前座的主人房，而我与Alex共住后座一间，另一间则租给一名单身女郎，过后又租给一对年轻夫妇。

当年生活逼人，所以有时会发发牢骚，向Alex打趣戏称燕美律是一个richman area“富人居住的地区”，因为这里的饮食物价都比其他地区贵。

这里也是著名的红灯区，入夜时分经常看到有人驾着达善120Y轿车，载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风尘女郎出入！

此时的我，已向家乡的母亲拿了400块钱，买下一位同行的二手摩多，方便我在罗爺街上班及釆访新闻。(这辆摩多陪了我7年，过后以100块钱当废铁买了给一家摩多店)。

住在雅煌的家，我感到很舒坦，他的妻子凤姐为人和善，我心中是把她当为大姐，更把雅煌视为大哥。他的女儿敏敏很乖巧可爱，我週假没上班时，都爱把她抱到楼下的茶室吃午餐，她也很粘我。

在燕美律租住期间，在Alex搬走后我就一人独居一房。我在1977年5月结婚，婚后我与太太继续在雅煌的住所租房。

当年我的婚礼是在家乡怡保举行，过后带太太重回燕美律，并在吉隆坡市区一间酒家宴请新明日报的同事。由于在吉隆坡没有亲人，很自然的我就把雅煌和凤姐当为主家长辈了！

后来太太怀孕，我把她送回怡保待产，由母亲和姐姐代为照顾，我则单独留在燕美律。

1979年农历新年刚过的一个深夜，我接到家人的电话，得知母亲去世了！悲伤之余也深感迷茫，当年身无多余钱，如何回乡办理母亲后事。

雅煌得知我的困境后二话不说，连夜就拿了400块钱借给我，让我翌日大清早坐德士赶回怡保。对这份恩情我铭记在心，办完事返回隆时，立刻把钱还了给雅煌。钱财易还恩情难啊，这份恩情我是永远铭记于心的！

对于新明日报同事给予的爱护，也让我难以忘怀。他们知道我母亲去世后，他们事后捐出的帛金特别丰厚，因他们都知道我这个穷小子没钱，所以众人都刻意给多，同时也安排怡保的代理将帛金交来给我，让我渡过难关。

办完事后，我还有剩余的帛金帮母亲的坟墓做风水及有足够的钱还债，但对同事的情谊是还不清的！

＃……待续

忆亡友刘雅煌(第三篇)

我与雅煌的相遇相识

第三篇：有缘同住一屋檐下

我放弃了跳档到建国日报后，就一直耐心的等候星报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的佳音，但几个月下来还是消息全无，看来是没有指望了！

1975年6月，我终于决定离开已服务2年半的星报了！当年办事处设在隆市罗爺街的新明日报，因记者邝晓跳槽到星洲日報，留下一个跑意外新闻的记者空缺。

新明日报的资深记者林放(已故)看上我，立即拉我过档加入新明日报。

面试轻易过关，因为当年我空闲时经常有投稿给太阳报，证明我虽然在英文报呆了两年多，但还有写中文的能力。于是，在1975年6月15日这一天，我成为了新明日报的最年轻记者，待遇比星报几乎多了一倍！

在星报的两年半期间，我是与另一名星报摄记熊昌(也是我中学的不同班同学)一直在十五碑一座组屋单位合租一间房。(那个年代只有俗称Flats的组屋，没有所谓Apartment的公寓)。

说起熊昌，他的待遇比我还差。他迟我一个月加入星报，月薪只80令吉，摄影机还要自备。在主任向梹城总部说情之下，月薪变100令吉。不过他比我强，他在星报一直干到退休为止！

话说我住的这座组屋，它有一个外号称为"记者村" ，因当年相当多南洋商报的记者与助编都在这里租房，因为这里离南洋商报的办事处不远。

我离开了星报后，最后也决定搬离十五碑，而这次我的新二房东就是刘雅煌。

当年雅煌与妻女住在燕美律Jalan Horley的一座组屋4楼，我是和另一位星报记者Alex Choong(张有弟)，合租其中一间房！

＃……待续

忆亡友刘雅煌(第二篇)

我与雅煌的相遇相识

第二篇：放弃跳槽建国日报

我在吉隆坡星报担任记者时，心里一直都想脱离星报向外发展，因为当年的待遇确实很差，试用期3个月的月薪120令吉，正式聘用才175令吉。

最难以明白的是，首都生活费高，但公司给的交通津贴只有30令吉。月薪加津贴共205令吉，这个数目亲友问起也觉得惭愧！

约一年后，公司董事局改变，由退出政坛的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出任星报主席。

我的一位同事George Das(体育记者)，有次在采访场合与东姑相遇时，他将我们的待遇情况向东姑反映，而东姑也答应会加以研究 。

有了东姑的"保证" ，我将跳槽的想法暂时搁置了！

1975年，发源地在霹雳怡保的建国日报，决定在吉隆坡大展拳脚，并以高薪招兵买马。

于是，我与景荣都心动起来，两人偷偷前往设在八打灵再也的建国日报总社面试。一切顺利，我们都分别拿了聘书，准备过档。

就在我准备辞去星报记者职之前，我再三的考虑清楚，并详看建国聘书的内容，发现聘书除了只写上月薪500令吉及上班日期等之外，其他的待遇细节如加薪率丶年假病假等等都没有列明，越看越觉得不大对劲。

最终我半途缩沙放弃去建国日报报到，继续留在星报等候东姑捎来佳音。景荣独自过档后，我和雅煌则在星报办事处相对了！

＃建国日报是于1940年在怡保创刊，日战期间停刊及战后复刊后，成为地方报纸。1975年她迁往八打灵再也向全国性发展，可惜11年后停刊了…

＃……待续

忆亡友刘雅煌(第一篇)

2021年6月13日上午，新明日报好友群组传来一则信息：我们的退休报人刘雅煌去世了！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一时无法相信，因为雅煌最近在脸书火红得很，他推动的马来西亚吹水台协会非常的活跃，也没听闻他有何病痛。

想起雅煌，也忆起和他相遇相识的缘份。也许借脸书的一角，让我述说我与他40年前结下的际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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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相识讲缘分

我与刘雅煌相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是在孟沙路的The Star(星报)担任记者，而雅煌则是光华日报的驻隆主任。

应该是1974年年尾或75年年头，总部在梹城的星报和总部也在梹城的光华日报结交为姐妹报。

当时光华在吉隆坡只有一人，即驻隆主任雅煌。可能是要节省隆市租金，雅煌于是被安排搬入星报的孟沙吉隆坡办事处，随后光华也增添一名驻隆记者张景荣。

星报隆办事处被称之为KL bureau，职员只有区区9人，包括两名正副主任丶4名记者(包括当时报龄尚浅的我)丶2名摄影记者丶一名会计书记。光华迁入后，整个办事处共十一人，全挤在一间商店的二楼。

当年的隆星报只有我是懂中文的华校生，也因为此故与毕业于台湾的雅煌和景荣相处的特别融洽。我那时没有交通工具，平时出外采访，主任都会安排摄影记者(谭春发)骑摩多载我一起出发。自从光华迁入后，骑摩多的景荣成了我的死党。我们时常一起进出警察局采访意外新闻，那时他骑摩多载我一起追新闻。

当年新闻工作最忙的时刻是在下午3点之前。由于当时通讯不发达，所有的报馆特别是驻隆的办事处，都必须赶在3点前把新闻稿和照片，交给专人骑摩多送去梳邦机场，以便赶上飞机运往梹城总部。(我们称它为airbag)。

来不及交货的新闻稿，3点过后只能通过电话报上梹城，由该处的同事抄写，至于照片就只好等明天寄交，除非重大新闻的照片才会另作安排。

身在隆办事处的我们，3点过后就放松许多了！这个时候雅煌经常的邀我与景荣在他办公桌，偷偷的翻字典，输了就要请喝下午茶。所谓的翻字典是以页数的总和定胜输，例如，翻到第217页时，总和是10点，这就胜了翻到238页(总和3点)的对方。

这个秘密我与雅煌3人都心照不宣，除了为工作生活增添了点乐趣之外，也促进彼此间的友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