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二十二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孟沙路/NST年代(1985-1995)

第二十二篇：40天行程紧凑

在日本参加NSK研修课程的40天里，我们的行程与节目相当紧凑，白天忙完听课和考察后，晚上就要自个安排时间做功课撰写报告了。

今年第10届课程的主题，是“环境保护与区域和谐相处”，所以学员们关注的，都是与环境有关的工业。

众多节目中，我对东京市区的地下空气过泸净化过程印象最深刻，这个系统缓解了这个拥有近3千万人口的大都会的严重空气污染问题。

作为报界代表，参观当地的报社是必修课程之一。在大坂(Osaka) 我们参观了3家报社，即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 )丶每日新闻(Mainichi  Shimbun) 和读卖新闻(Yomiuri  Shimbun) 。

日本报纸的读者人数和规模之大，我们望尘莫及，特别是读卖新闻，她的订户就占了90%以上，报份也达近一千万份，见证了日本人阅读率之高。

尽管课程紧凑，但也有放松的日子，那就是景点旅游。40天里我们去过的地点包括北海道札幌丶京都丶Hakone湖丶广岛和平纪念馆丶乘船参观兴建中的本州-四国大桥(Honshu-Shikoku Bridge) 丶迪士尼乐园等地，见识当地的民风与发展。

星期天则自由活动，个人可以到处跑，东京的地铁交通便利，只要一图在手就不会迷路了。

40天的课程分为两部分，上半部是由NSK 负责安排，下半部则由外国新闻中心(Foreign Press Centre-简称FPC) 协调及安排。

陪伴我们在一起的，包括我们的首要导师Chujo Watanabi及NSK与FPC派出的协调员Mr Hoshiyama丶Miss Kayo丶Mr Akira  Suzuki丶Miss Izumi及还有好几位。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二十一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孟沙路/NST年代(1985-1995)

第二十一篇：赴日参加40天NSK课程

自我从事报业生涯以来，在初当记者的十余年里一直都是职工会的活跃会员，除参与职工会活动之外，在新明NUJ分会也曾担任多届分会秘书。

不过，我对NUJ总会(大马新闻从业员职工总会)推动的其中一项常年活动，不甚上心，更不曾刻意的要参与。

这项被NUJ总会视为重要常年活动之一，就是每年选拔3名会员参加在日本举行的NSK研修课程。

这项常年研修课程，是由日本新闻出版人及编辑人协会(Nihon Shinbun Kyokai - 简称NSK) 与东协新闻从业员联合协会(Confederation of Asean Journalists-简称CAJ)联合主办。

参加者是来自5个东协国家的15名男女学员(互称fellows)，他们都是由各自的职工会筛选。

隶属CAJ的5个NUJ会员国是马来西亚丶新加坡丶泰国丶印尼及菲律宾。

课程于1977年举办以来，初期是为期2个月，直至1987年第10届时缩短至40天。

在这一年，NUJ总秘书吴继宗一直鼓励我报名参与，初时我因家庭问题还有犹豫，直至问题安排好后决定申请。

在经过一番考试之后，我终于过关，另2名参与者是星洲日報副采访主任许春及NST集团旗下每日新闻的助编Hanafiah Samad。

＃NUJ全国主席以贵宾身份参与

以示隆重及庆祝第10週年纪念，主办当局特别邀请CAJ会长随行观察，而踫巧的是，时任CAJ会长也是大马NUJ总会时任主席Yazid Othman(来自马来西亚前锋报)。

(意想不到的是，Yazid的参与事后却传出一场桃色风波，容后详述)。

1987年5月30日，我们4人提早一天乘搭日航直飞东京，开始40天的课程(6月1日至7月10日)。

抵达东京后，我们被安排入住日本亜洲中心(Asia Centre of Japan)，而Yazid以贵宾身份入住帝国酒店(Imperial Hotel )。

我们住宿的房间非常狭小，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还好，由于我们的房间日租5000日元(马币约85令吉)，所以设有洗手间，日租便宜点的就要去楼下的公共浴室了！

在东京居住期间，我们获得主办当局发出的每日津贴13500日元(马币约220令吉)，用作支付房租丶餐食及交通等费用。

如果不大饮大食，每日津贴都会有剩余，在结束40天课程后学员也可省下一笔钱回乡呢！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二十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孟沙路/NST年代(1985-1995)

第二十篇：新明总编辑换人

新明编辑部的变动终于来了！新明高层决定更换总编辑，把巫文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的副总编辑钟松发，调任为新明日报总编辑兼总经理。

每日新闻是NST报业集团旗下其中一家日报，另4家日报是新海峡时报丶马来邮报(Malay Mail)丶大都会日报(Harian Metro)及商业时报(Business Times)。这5家日报同处在Jalan Riong 的"Balai Berita大厦。

钟松发在每日新闻服务多年，是集团里极少数懂中文的资深报人。他60年代开始活跃于马来文坛，出版的各类书籍包括《普及词典》（Kamus Am）及多本学生马来字典。

钟松发的调任，即时架空了原任新明总编辑钱博，他极之不满而事后向职工会求救，最终在“高人”指点下向一名擅长打工业案件的律师求助。

＃卸任总编辑要起诉NST

他接纳律师的意见，决定在辞职后再向NST发出律师信，声明会以constructive dismissal(建设性解雇)为由采取法律行动。

在1967年工业关系法令下，任何雇员若认为自己是因受到雇主的行动对付而又在别无选择情况下必须辞职的话，他是有权起诉雇主违反雇用条约，即使他尚未正式收到解雇信函。

这场纠纷在工业法庭获得庭外和解，据说NST付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赔偿金圆满解决了此事！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九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孟沙/NST年代(1985-1995)

第十九篇：新明第二次搬家了

新明日报在怡保路Batu Complex“居住”约6年后，终于第二次搬家了！

新明新的办事处暂时设在孟沙路一排商店的单位，与NST新海峡时报的Balai Berita(新闻大厦)相隔一条马路，即是在南洋商报总部的后面。

据说，这座四层商店是南洋商报的产业，NST因有计划增建泊车场，所以新明只租用商店的三层作为office。

新办事处带来新的问题，最令我们有车代步员工头疼的，就是泊车问题。这里一带很难找到泊车位，往往情急之下只好把车停放在大路边，双重泊车更是常见，中交警三万也是常事。

新办事处的大门是向着孟沙大路，我们每次泊车时都交代接线员，一旦从玻璃门看到外面有交警到来写三万的话，必须立即通知我们“走鬼”(移车) 。

(这个泊车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直至多年后NST扩建一座十层泊车场后，我们就搬入NST大厦三楼，舒解了这个问题)。

新明的编采部搬迁后，采访部只略有变动，原任新闻编辑林放被升为主笔，而新闻编辑则由梁景棠接任，副手是吴世祺及张金枝。

至于编辑部仍然由钱博担任总编辑。副总编辑的职位自从郑玉祥数年前在Batu Complex患病去世后，就一直悬空。

所有同事岗位没变，感觉上就只是换了上班地点而已！

＃我最钦佩的资深报人之一

在这里我认识了两位从NST调过来的Mr Liew，一位是管发行部，另一位是管会计部。

这位管会计部的Mr Liew是一名特许会计师，多年后他出任南洋报业集团总营运长兼中国报总执行长，之后再受委为南洋报业控股总执行长，并于今年5月再被世华媒体委任为其中一名执行董事。

他就是廖深仁，我最钦佩的资深报人之一！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八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八篇：NST收购新明

1985年6月，新明日报易主了！陈群川终于脱手结束新明在怡保路的时光，换来的是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简称NST) 的年代！

陈群川离开云顶高原后，于1977年受到时任马华总会长李三春的赏识，委任为马化控股董事经理，自此之后他极力推动华社的经济凝聚力，取得“经济奇才”的雅号。

他向中文报进军，相信也是朝向这个目标，至于为何选购新明日报就不得而知了！

他同时也从政，代表马华三度中选为国会议员，包括劳勿区(1978年)丶白沙罗区(1982年)及务边区(1986年)。在马华党争时，他当选为马华总会长。

可惜在1986年，他因涉及新加坡新泛电案件而惹上官非，事后在新加坡被控及坐牢2年。(直至2012年，新加坡退休主控官格林奈Glenn Knight 在其新书中承认错误提控陈群川，并形容这是一宗“政治冤案”) 。

陈群川选择把新明脱手给NST集团，据悉是因为他深信只有恁藉 NST的财力与物力，才能让新明生存下去。

当年报坛也传言，指新明脱手卖给NST之前，曾有某家日报的代表向新明接洽收购，但新明开价2000万把它吓跑了！

事后探知，新明当时是欠债2000万，所以新明开价2000万应该是误传，相信是有关债务的数额吓走对方。

据知NST接管新明时，条件之一是吸纳这笔债务，至于售价就不清楚了！

另一个脱售条件，乃是陈群川及新加坡股东仍然保留新明17％股权。

＃新明首位首席执行员(CEO) 

董事部重组后，新明首次有了一位首席执行员(CEO) ，他是NST的一名高层拿督Zakuan，据称他也是促成NST收购新明的最大功臣。

NST是马来西亚“舰队集团”(Fleet group) 属下集团所收购的报纸。“舰队集团”是马来西亚官方经营的“国营企业公司”。

我与同事们都乐观看待这次的改变，因为我们相信虽然NST是马来人掌控的集团，但恁着它的财力必能善待新明的员工。

随后我们告别了Batu Complex，搬去孟沙路开始另一段新旅程了！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七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17篇：笔战的来龙去脉

新明日报新任董事经理(MD) 顾兴光与职工会主席的一场笔战，是有一段来龙去脉的，而最主要起因是职工会的尊严受到严重损伤！

当年(1984年)我是担任新明NUJ分会秘书，原本一场由资方发起的“特别会议” 却因草率处理及莫视职工会的代表性，逼使会议展期。

事后，我代表职工会致函资方表达两个职工会的抗议，从有关公函则可了解事情的始末了！

＃启者：“本两工会曾在九月廿五日接获来函，邀请本两工会在十月一日下午二时半出席一项“special meeting between NUJ丶NUNW and the Management”。

“本两工会甚重视这项特别会议，并且依时赴会。但是，令人不能置信的是，在会议室中的席位几手全部由资方行政人员填满，以致本两工会负责人处于“敬陪末席”的地位。

“这种安排完全无视本两工会的尊严，使“特别会议”失去意义。

“本两工会负责人虽多番通过电话给人事经理重新安排席位(资方及工会各坐一边)，可是有关要求不被接受，以致特别会议被逼展期。

“特此致函对这种不适当安排提出抗议，并希望资方加以检讨及确保以后不会重演。”

随后，笔战的源头来自董事经理顾兴光。他借题发挥冲着新明NUJ分会主席黄廸而来。

他恶言批评黄迪是“劳资关系的绊脚石”，黄廸不甘示弱，因此一场董事经理与职工会主席笔战就此触发，演出一幕劳资闹剧！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六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六篇：新任MD与职工会笔战

踏入八十年代中期，新明日报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应该是1984年，新明的股东架构有变，马六甲富商林金树注资接管新明后，董事经理(MD) 换人，由前社正党党要顾兴光接任。

顾兴光是从政者，也是前报人，作风强硬，他担任董事经理后无法与职工会合作，甚至有一次因为劳资谈判的椅子坐位问题，竟然与职工会领导人引发了一场笔战。

他与职工会代表的文章，分别贴在公司及职工会的佈告栏，针相对锋变成一场闹剧。

新明在财务上虽然出现困难，但劳资双方在应付员工花红问题上，可谓费尽了心思。

有一年在无现金分发花红之下，资方同意通过广告费对账(contra) 方式，发出购物券给员工(依照员工的一个月薪金数额)，让员工前往有关百货商场(广告客户)购买货物过年。

＃购物券当花红

至于每年另发的员工红包，也改以送两支洋酒代替。

记得这一年是我购物最慷慨大方的一次，在商场任由老婆随意选购所需物件！

随后，新明也变相的成为了“杂货店”，许多刊登广告后不付现款的客户公司，获准以对账方式供货，而后新明则以25％的折扣将货物转售给员工或其他有意者，从中套取现金，并也阻止了烂账的发生。

这个对账方式无法解除新明的财务困境，资金流动依然出现严重问题，记得行政人员的薪金有好几个月被拖欠迟发，不过职工会员工则无影响。

由此可见，新明的财务状况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五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五篇：杯葛行动导致年宴停办

年宴是新明日报搬入Batu Complex新总部之后，推行的另一个激励员工的常年活动！

之前，新明已设立一个体育俱乐部，以让员工在工余时间有更多悠闲空间，从而促进同事之间的感情。

在年宴晚会上，报馆也颁发奖励金表扬表现良好的同事。年宴连续举办约三四年，每年出席的同事非常踊跃。

直至有一年，劳资双方因花红问题掀起一场风波，随后就不再有年宴了！

年尾红花已成为劳资纠缠的课题，在新明业绩走下坡后，花红问题就一直纠缠着劳资双方。

某一年劳资谈判破裂，报馆以亏损为由不发花红。

这项谈判结果引起员工的不满，最终在新明NUJ分会代表再转向董事经理陈群川力争之下，获得资方发放一个月花红。

过后有传言指当时已从政的陈群川，是向银行借货40万来应急。

接下来的另一年终于出事了！也是花红引起的纠纷。这次两个职工会在极度不满的情绪下，发动全体会员杯葛这次的年宴。

资方对NUJ及NUNW职工会会员的杯葛行动，非常震怒，翌年起立即停办了每年的年宴！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四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四篇：收购亦果拖累新明

新明日报业绩滑落的另一个可疑导因，被相信是因经济状况受到英文亦果日报的拖累以致！

陈群川入主新明日报后雄心勃勃，八十年代初收购了英文亦果日报，并将原名The Straits Echo改名为The National Echo。

当年有传闻指陈群川有意搞“报业王国”，收购亦果是继新明之后的第二步，甚至也有传言指陈群川已在万宜物色了一个印刷厂工地。

新明迁入怡保路Batu Complex后不久，亦果日报也在新明总部的对面一排商店单位，设立其总部。

新明NUJ分会密切关注亦果的动向，在探听之下发现资方是以高薪招兵买马，从其他英文报挖角。

据知，当时的新闻编辑就是亦果从星报挖角过来(他也是我在星报时的前上司)，其月薪高达3500令吉，采访主任也有2500令吉。这样的高薪新明拍马也追不上，同样的职位待遇就相差了一大截。

＃亦果脱售于林庆金

令亦果始料不及的是，当年它遇上的强硬对手英文星报正处于巅峰状态，而星报丝毫不把亦果放在心上，甚至星报有高层高傲放话说:"I'll put it in my POCKET"! (我可轻易把它放入口袋里)，意指不堪一击！

有传言指亦果在短短的数年，单单是新闻纸就拖欠新明高达500万令吉。这笔债应该是被当为烂债了！

据记载，亦果过后脱手卖给梹城富商林庆金，当年林氏也是星洲日報及星梹日报的老板。

林庆金过后因为银行债务问题，最终导致星梹日报和亦果日报于1986年相继停刊了！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三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三篇：新明业绩开始滑落

好景竟然如此短暂，在接近八十年代中期，新明的业绩竟然开始滑落了！

当新明职工会(NUJ分会)被资方告知指报馆亏本时，最初根本难以相信。

在深感担忧之下，新明职工会决定追究因由，孰料从中揭发了一些惊人及难以置信的弊端。

某个午夜，NUJ分会执委接到消息后刻意前往印刷厂调查，在姐妹职工会NUNW执委的配合下，不动声色的查看厂内的每一卷新闻纸。

令人震惊的是，这批执委发现多卷新闻纸看似有被刀切割的痕迹，破口深达约一寸，如此一来，受损的新闻纸不可能用来印报纸，必须清除当作废纸。

＃新闻纸疑被破坏

随后的追查也更惊人，记者与助编日常必用的稿纸据称是以一本3令吉80仙价格买回来，比外面的市价贵了一倍！

我们怀疑这些稿件都是来自印刷厂撒下的废纸。

印刷厂使用的油墨的来历也可疑，其中原因已不言而喻！

新明NUJ分会把这些弊端的照片与情况拟成一份备忘录，特前往Supreme大厦亲自呈给董事经理陈群川。

后来，我们发现这类的弊端消声匿迹了，职工会总算有扮演它的监督角色！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二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二篇：新明报份直追第一

陈群川入主新明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新明业绩标青，报份节节上升，广告收入更是可观。

新明报份当时每日达约8万，星期日更朝向突破10万份的目标，直追当时报份13万份而排名第一的南洋商报。

众多州属之中，霹雳州报份更是名列前茅，据称超过3万份。该州总代理李智德独沽一味只是代理新明，促销手法更传为佳话！

他每早都派人依时巡视各报摊，让每个摊位都可以轻易“补货”，有次远在60公里的当地代理“缺货”只十多份，但他仍然化钱包租德士送到。这种精神日复一日，报份不起都几难咯！

当年新明的口号是：“不夸第二，乃是第二”，紧密的威胁到当时的第一大报南洋商报。

报馆前景光明，员工自然干得更加有劲，在劳资双方关系融洽之下谈判三年一度的劳资合约，就顺畅得多了！

＃首家5天半制中文报

在新明NUJ分会的争取之下，员工福利获得大幅度改善，当时领导资方谈判的执行董事钱健全，也采取非常开明的态度听取员工的心声。

在资方认可下，新明成为全国第一家实行5天半工作制的中文报，所有员工从今以后每两个星期休息三天。

另一项突破是员工婚假，从旧合约的7天提高至10天。新明NUJ力争的理由是人生结婚只一次，10天休假不过份，资方也欣然同意。

薪酬方面更获得调整及追算。当年我购买的第一辆二手车的头期钱，就是靠追薪买来的！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一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一篇：创立新明体育俱乐部

新office新气象，为激励同事士气及缔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董事经理陈群川发出特别指示，要员工成立一个新明体育俱乐部(sports club) ，经费由报馆一对一赞助。

广告部同事何永乐担任俱乐部主席，而我则被推选为秘书，之后我与永乐连任多届。当我出任新明NUJ分会秘书时，我变成有了双重的任务。

俱乐部初期相当活跃，除了参与及举办一些球赛活动之外，在五一劳动节或开斋节的报业假期，都会趁着大家没有上班组织出外旅游，让同事与家属同欢乐！

最常去的胜地是前往波德申海滩野餐，连续几年都如此，宛如常年活动。

除此之外，新明俱乐部也组团访问新加坡新明日报，除就两地合作关系进行交流之外，也举办乒乓或篮球友谊赛。

记得有一年我们应邀带队去新加坡参加新明两地的篮球赛时，对方以为我队必定“高手如云”，于是找了一些高手应战，结果我队输得一塌糊涂，对方见状立刻换人，我队才没有输得那么难看，他们摆明是“放水”。

花无百日红，随着后来报馆年来发生的劳资纠纷後，劳资双方似乎心有介蒂，可能我当时身兼NUJ分会秘书，让资方高层存有戒备之心，认为我会藉用俱乐部秘书身份去胡搞职工会活动。

有一年，我们去新加坡新明访问及比赛，之后乘搭飞机返回吉隆坡时，我与会计经理陈斗川刚巧同坐。在机上我们就俱乐部的话题很坦诚的聊了起来，直至飞机降落。

可能这一聊双方误解消除了，报馆答应的一对一赞助费，也变得特别爽快了！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十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十篇：我成为新明的百搭牌

在新明的采访路线上，我的角色有如“打杂”一样，每天的采访项目都曾试过各有不同。

虽然我的主要采访路线是跑意外新闻(警局与医院)，但当另两位意外新闻记者林成发和林放都有上班时，我就变成“占拉米”牌局的jokers(又称百搭牌)，哪里有位我就往哪里塞过去。

从国会到政党丶官方到社团丶体育到娱乐丶高庭到地庭等等，我都曾涉足采访。我无缘采访的场合算起来只有：股票市场和马场。

我曾采访过的法庭新闻包括独立大学案丶青年体育部长枪杀森州议长案，而这都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法庭记者没上班，所以主任改派我顶替。

众多法庭新闻采访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被主任派去香港，采访土著金融机构(Bumiputra Malaysia Finance--简称BMF)命案的审讯。

这宗案件起因源自于BMF发放25亿令吉货款给香港佳宁集团。1983年，佳宁集团却以周轉不靈為由，宣布將旗下3間上市子公司停止交易，令不少大馬及香港股民損失慘重。

BMF母公司，即土著銀行隨後委派審計師加里爾依布拉欣，遠赴香港調查，不料加里爾遭人謀殺，弃尸在一片蕉林裡。

1984年4月杪，杀人嫌兇麥福祥(一名来自巴生商人)被控謀殺。

在审讯过程中，有消息传出指会有大马的部长级人马在庭上被揭发涉及此案，所以报馆认为新闻必然轰动，即刻要我前往香港采访。

当时远赴香港采访的记者除我之外，尚有南洋商报的郑兆德丶新海峡时报与马新社记者。

我与兆德同在九龙的酒店租房，每天结伴搭船去香港高庭，赶好的稿件交给当地的代理，代为传真给吉隆坡。

约十天后证实法庭不会有涉及大马部长的劲料爆出后，我要求返回大马结束这次越洋采访。

事后，从报导得知，麥福祥最終被判謀殺罪名成立，但幕后主使人的身份已成为一个谜！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九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怡保路的时光(1979-1985)

第九篇：编采部终于结合了

1967年新明日报创刊时，采访部与编辑部两地相隔，直至12年后换了老板，编采部才有机会同在一起。

在罗爷街采访部上班了4年多的我，也终于有了新的工作环境。

1979年，新明罗爷街及PJ办事处与印刷厂，全部搬去怡保路3条石的Batu Complex ，一家报馆的完整结构也终于达成了！

新明有了像样的总部后，在人事方面除增聘人手之外，采访部也作出相应的改组。

被新明NUJ分会视为问题人物的黄启隆被调离采访部，改任“中港台版”的主编。时任采访主任的刘子才接任新闻编辑，梁景棠则担任采访主任。

总编辑仍然是钱博，副总编辑是郑玉祥。据传闻，郑玉祥乃是“萝湘姐姐”的化身，这个广受怀春少女追棒的专栏是他负责的，不过，奇怪的是没有人敢去求证这个传闻。

掌管大权的陈群川担任董事经理，而总经理是由冯锦添出任。行政部与会计部部的主管分别是陈群川的弟弟陈斗川及妹夫严居正。

冯锦添原本是南洋商报的广告员，平时经常处理云顶高原的广告事务。可能基于此因，他与当时担任云顶总经理的陈群川非常熟络而被委于重任。

陈群川是一位很谦和的老板，记得有一次(1978年3月)我和摄记刘大纲被派往哥打峇鲁采访吉兰丹州选举时，遇到陈群川到来为国阵候选人打气。

当时已收购新明的陈群川知道我和刘大纲是来自新明后，亲切的问我们怎样到来。

我们坦白告知是乘搭同行的顺风车到来，并准备完成采访任务后就搭长乘途巴士回吉隆坡。

这时陈群川二话不说，立即拿出400块钱给我们，要我们搭飞机回隆，免受舟车劳顿之苦。

过后我们去买飞机票，但已全部售罄，我们只好依照原初计划乘搭巴士回隆，而400块钱我和刘大纲平分了！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八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八篇：陈群川入主新明

1977年云顶前任总经理陈群川加入马华从政，随后入主新明日报时，意想不到竟引发一场劳资风波！

这场风波的导火线是因为新资方在改组采访部时，聘请中国报的资深记者黄启隆出任新明的新闻编辑。

与其同时，新明职工会NUJ分会的其中两名积极份子被调离罗爷街，其中一人被调往巴生以协助开拓当地的业务。

记得陈群川向众职员宣布这项改组消息时，全场立时鸦雀无声，原本以为会听到职员如雷掌声的陈群川，也知道事态不对劲了！

这项委任顿时引起新明NUJ领导层及会员的极力反对，因为据知黄启隆在中国报的名声不大好，被视为是著称的反职工会份子！

更可况，资方将职工会积极份子调往他地，很明显就是逼害行动。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陈群川与数名董事有一晚特别在他的UMBC大厦办公室，逐一召见采访部所有的同事，了解各同事的心声。

最终，资方决定取消调职事项，而黄启隆暂时留任，这场风波也算是暂时平息了！

在黄启隆掌管采访事务后，我们工作照常，而我觉得好像自己是他“特别相中”的记者，刻意安排一些专题采访工作给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他特意安排一个出外采访任务，由他驾着他的甲虫车载着我与摄记刘大纲前往吉兰丹州的布赖村(华人最早落脚处，在话望生附近) ，进行一场四夜五日的探访工作！

当年我是新明最年轻及资历最浅的记者，相信也只有我才能被他调动，其他资深同事，他还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七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七篇：第一次参与怠工

我在新明罗爷街上班后尚不足半年，在职工会运动上了实践的一课：怠工行动(go-slow) ，或称“按章工作”！

当时是接近农历新年，新明NUJ分会与NUNW分会就年终花红问题，如往年一般与资方展开谈判，但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两职工会领导在极度不满之下，终发起

怠工行动以示抗议。

后来得知，新明自1967年创办以来，近几年来劳资双方均因为年终花红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甚至被戏谑为“常年运动”（annual affairs) 。

怠工行动分两头进行，跑在前头的采访部记者打前峰，后端则由八打灵再也编辑部及印刷部的同事配合。

大家都声称“无心情工作”，原本傍晚7点前交的稿，延至八丶九点才交上。采访部的同事，也都甘愿“超时”留在报馆。

结果报纸迟开印，在翌早八丶九点才能出街。

这种情况在1977年当马华党要陈群川入主新明日报后，一度获得很大的舒解。

我记得有一年资方宣布分发3个月花红，振奋人心之余尚令其他报馆的同行极之羡慕！

但这个好景有如昙花一现，就只是那么一次而已，虽然往后新明状况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时期！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六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六篇：我与职工会结缘

我与职工会的结缘是在1974年，当时我在星报担任记者一年多后，暗地里向马来西亚半岛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申请为附属会员。

也是在这一年，设在陈秀连路的马来亚通报发生罢工事件，导因是资方拒绝承认通报NUJ分会的成立！

虽然我是附属会员(因星报当时还没有成立NUJ分会)，但我在下班后仍然前往通报为同行打气，那时结识了时任通报分会主席林成发(事后于1976年我与林成发成为新明的同事)。

根据劳工法令，国内所有中丶英丶巫丶印的报馆职工，都有权力成立两个职工会分行，即NUJ和NUNW(全国报业工友职工会)。

NUJ只开放给记者丶助编丶摄影记者和校对员参与，而NUNW则开放给印刷厂职工丶广告员丶发行部职员丶排字部员工丶电话接线员和送递员。

两个职工会各有各自的总部，NUJ总部设在十五碑，而NUNW设在PJ八打灵再也。各报NUJ分会的秘书都是总部的当然执委。

虽然我国的法律准许职工会的成立，但仍然有些报馆资方对职工会很抗拒及诸多为难，通报就是其中一个实例。

在劳资关系之下，有些资方在对付被视为“捣蛋分子”的活跃职工会会员方面自有一套，最常见就是调职。

资方的最佳藉口是：“那个办事处需要发展，而你是公司的最佳人选，所以派你去协助……”。若不从命，资方就有理由采取行动包括开除你！

这招确实很损，也很绝！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五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五篇：赤军大闹吉隆坡

我在新明日报的另一个大挑战，在1975年8月4日来了！

正当各报还忙着追踪采访莫达清新闻之际，这一天吉隆坡突然发生一宗轰动全球的国际新闻----5名日本赤军佔领AIA大厦的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挟持50名外交官员。

这宗事件之前毫无预兆，它发生后的爆炸性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记得案发当日是星期天的上午，在10点多我与同行在谐街警局完成例常的探听消息任务后，众人均离去。我与另一同行张景荣，最后轻松的步出警局。

就在此时，一辆警察巡逻车突然飞快的驶入警局大门口准备u转，我与景荣顿时感到不妥，冲前向驾驶廵逻车的警员探问。

这名警员宁甘平时与我们相当熟络，他匆匆抛下一句话：安邦路AIA发生打劫！接着飞驰而去……。

当我们赶到现场后，才知道不是打劫这么简单，原来是日本赤军佔领大使馆及挟持人质。(过后得知警员宁甘上楼查探时，在电梯开门之际中枪受伤)。

随后不久，大批海内外媒体纷纷抵达现场，拿着先进的摄影装备，如临大敌的在大厦楼下守候消息。

赤军也曾数次朝楼下发射多枪，其中一名联邦后备队(FRU) 警员中枪，现场气氛非常紧绷。

在报馆增援之下，我与同事轮流在场采访，历经了三日两夜的刺激采访。

我国政府与赤军谈判成功，过后赤军飞往利比亚，随后即销声匿迹。

这段采访经历虽然辛苦并捱了两个夜晚，但却是采访生涯难得一遇的经验，尤其是可以与其他海外媒体人共同采访，获益匪浅矣！

对我这个报界“新雀”来言，更是宝贵的一课！

＃若要参阅有关日本赤军挟持人质的详细报导，可点击我的部落格《KP 话当年》：kpchung3942. blogspot. com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四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四篇：追踪莫达清新闻

我于1975年6月中旬加入新明日报后不久，立即面对两大挑战 ：一是追踪大盗莫达清的新闻，二是采访日本赤军佔领AIA大厦美国大使馆的新闻。

这两则大新闻都是在1975年下半年发生，对我这个中文报“新仔”来说，确实是莫大的考险与挑战！

莫达清当年横行吉隆坡，干下三十多宗案件，猖獗之处很快就成为警方的头号通缉犯，更是各报追踪报导的劲爆人物。

莫达清的最经典杰作是在1975年10月26日，率领党羽搶劫安邦路跑馬場的解款車廿多萬令吉，他甚至还有一天连环劫掠两间银行的记录。

当时，新明采访队伍的主力落在意外记者林放及林成发的身上，而我则是后补接替他们。

1975年11月30日早上，我与众同行在谐街警局作例常的探听消息，突然查到消息指莫达清党内发生内讧，其中2名重量级党羽在增江北区一带被枪决了！

众同行立即行动，我们约十人分乘两辆车赶往枪杀现场。可能是紧张过度，其中一辆车在半途中失控翻覆，车内5人只有一人轻微擦伤，另4人仅饱受惊吓，逃过大难！

接下来更紧张的日子是在1976年2月16日。这天晚上，吉隆坡重案组干探重重包围怡保路三条半石一间板厂，被困的莫达清与同党向警方展开枪战，最终莫达清身中6枪被捕，另2名党羽伏诛。

案件在法庭审讯后，莫达清被判死刑，在1981年6月11日行刑，结束了犯罪的一生！

事隔多年，现今谈起当日追踪采访莫达清案的过程时，尚记忆犹新。

而莫达清的故事流传到今天，仍然是众人尤其是年长一辈津津乐道的旧新闻！

＃若要参阅有关莫达清的详细报导，可点击我的部落格《KP 话当年》：kpchung3942. blogspot. com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三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三篇：中英报的作业有别

与其他报馆不同，新明日报罗爷街办事处的部门只有经理部丶广告部和采访部，而其他的如编辑部丶发行部丶印刷部及印刷厂却设在八打灵再也(PJ)。

在两地相隔的情况下，日常操作都必须依靠电话联系，office boys (送递员)的角色更为重要。我们的稿件和照片最迟必须在下午7点前，交给送递员送去PJ工厂，若时间错过就要打电话找人抄新闻了！

我加入新明时采访部同事不多，计有采访主任刘子才丶副主任梁景棠丶普通新闻记者吴世祺和黄迪丶意外记者林放和林成发丶娱乐记者蓝祺丶法庭记者柳仪华丶夜班记者黄福地。另有3位摄影记者丘金生丶陈杰来和刘大纲。

我们的采访队伍虽然人数算来只有十余人，但我们都相处得非常融洽，而且当年新明的意外新闻报导，在报界来言是顶瓜瓜的！

在新明上班数天后，我更能深切的感受到中文报和英文报在处理新闻稿时的其中一些不相同方式。

例如，中文报的手写稿，比起英文报使用打字机打稿，速度就缓慢的多了！

另一个最大的不同，乃是中英稿件修改的对比。

我在星报交给主任的稿件，均受到严格的审核。当主任把稿交回给我重看时，很明显就看到整篇稿都被修改过，有时甚至“面目全非”。

这时刻心里就浮现出一种挫折感，还不禁的自问：“天啊！难道我的英文真的这么糟吗？我已很努力写得很好的了……”。

留意其他同事，他们的稿也同样被主任改写啊！这时的我心里才较为踏实，暗忖：“原来主任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因为我太差！”

不过也有例外的，例如我应梹城总部之邀写的政治分析稿就很少大修改，负责主编只略作文字修饰而已！

这种情况我在新明没有看到(至于其他中文报是否也相同则非我所知)。主任通常只审核错字或一些词句，不像以前我的星报主任般把稿件重写。

十多年后我当上新闻编辑时，终深切体会到重写中文稿的难处，直至电脑化可以使用c&p(copy and paste) 及段落移动的功能后，修改或重写稿件就才轻便多了！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二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二篇：我与新明的缘分

1975年6月15日这一天，当我踏入新明日报办事处时，丝毫没有陌生之感，因为在这里从采访部主管丶记者丶广告员至送递员，我全都认识。

我在星报当记者时，主要工作是采访意外新闻，谐街警察局成为我每天工作的报到处。

当时我与同样采访意外新闻的新明记者非常熟络，也由于谐街警察局就在新明附近，所以每当没有新闻追访时，我都会在新明逗留及聊天 ，而新明办事处就宛如是我的第二个办事处。

在无手机的七十时代，通讯落后，我们一旦离开报馆出外采访，报馆就无法联络到我们了！(八十年代才开始有pager--传呼机)。

当有需要通知报馆派摄影同事增援时，我们就必须到处找公共电话。

当年的公共电不是随找随有，就算找到也分分钟可能是失灵的。向茶室借电话，多数茶室老板都会撒手说：电话坏了！(除非你是熟客)。

我将新明当为第二个办事处，就可以减少这个问题。后来，当茶室装上“吃银角电话”后，问题才获得改善。

在星报的两年半里，我除了写过几篇中文稿向太阳报投稿之外，多数的日子都是与英文字及打字机为伍，一旦写起中文式的新闻稿，面对的问题就浮现了！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提笔忘字，明明是简单的中文字，但就是想不出也写不出。记得我第一次写中文稿时，简单综合几宗小意外新闻就化了我一天的时间。

坐着我前头的娱乐组记者蓝琪(罗彩仙)，成为了我的活字典，想不到或写不出的字就问她。也幸亏有她，我的中文才逐渐恢复“正常”。

她常笑言每问一个字收费五分钱，累积下来我确实欠了她不少钱呢！

＃待续……

我在新明的日子(第一篇)

我在新明日报的日子

罗爷街的岁月(1975-1979)

第一篇：从英文报跳档到中文报

引言

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创刊于1967年3月29日，在报坛叱咤风云29年后，于1996年2月6日停刊！

当年的新明日报风糜一时，她连载的金庸武侠小说及青春少女追棒的《萝湘姐姐》，都是读者爱看的专栏。

我曾在新明服务了20年(1975至1995年)，期间三个阶段(罗爷街丶怡保路Batu Complex丶孟沙路及新海峡时报大厦NST) 都有不同的经历。

趁着退休的空闲日子，我特地把我在新明的岁月涂鸦一番，给个人的脸书留下一丝痕迹，也加添一点回忆。

若有遗漏或差错，尚请前辈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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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记者不是我自小的志愿，在学校写《我的志愿》作文时，我是写“敎师”的！

命运就是弄人，而我也糊里糊涂的踏入报界这一行，并且一干就是47年(1973至2020年)，直到报馆不要再与我续约为止。

我服务过的报馆只有3家(英文星报丶新明日报丶光明日报)。而我也被相信是第一位(也可能是极罕见之一)从英文报跳档到中文报的记者。

曾有人问我为何要离开星报(在崇洋心里英文报可能较为高档)，我只能回答说：我爱中文！

这样的回答够伟大吧！其实，我是因为受环境所逼及要追求更多薪金养家而做出如此现实的选择，因为当年星报的薪酬太低了！

记得当年(1975年)我把辞职信交给当时掌管吉隆坡星报办事处的主管时，他给了我一句话：希望你能为中文报作出改变，革除一些陋习！

他说的其中一个“最常见”的所谓陋习，就是中文报常会补登过时的照片，往往在照片上注明《新闻已志今日本报》。这也就是说，新闻与照片无法同日见报而必须分开两天刊登，让人看了总觉得怪怪的！

这个现象在英文报是不存在的，如果照片当天赶不及与新闻一起见报，它是宁可不用，即使要补登也必须补上最新的资料当作新闻跟进处理！

由于这种情形在中文报相当普遍，难怪会成为某些英文报中人眼里的诟病！

我加入新明日报只是一个小小记者，这么大的重任我哪负得起。我只能笑笑，算是回答他了……。

在新明的一段日子后，我了解了为何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而常出现《新闻已志今日本报》的照片，主要都是外坡通讯员拍摄的照片。

这些通讯员是因赶不及时间与稿件一起交给总部以致照片翌日才送到，而报馆为了减轻他们的损失(因他们的照片都是以每张计算报酬)，不得已将照片改为图与文及加上《新闻已志今日本报》的注明。

(这样的陋习在通讯发达的今天，已不复存在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