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神诞同日举行
1988年7月31日是农历戊辰年六月十九，是华人社会极之注重的观音诞辰日。
这一晚，绝迹了60年的槟城椰脚街广福宫观音菩萨巡境神辇花车大游行，将在槟岛盛大举行。数以万千的善男信女及爱看热闹的民众，在下午时分经已纷纷涌往北海码头，准备乘搭渡轮到槟岛，参与这一甲子难得一见的大盛会。
而这一日，碰巧也是大山脚圣安纳举行百年游行庆典。除了全国各地教徒之外，槟岛的教徒也乘搭渡轮来返两地。
两大东西方的女神同日举行大庆典，导致北海码头人头攒动。水泄不通的人潮和车辆，济满码头，槟港务局当时也束手无策。
在下午4点40分许，人潮济到几乎要爆炸之际，突然传出声声巨响，紧接着乘客候船平台猝然坍塌，数以千计的人群在一片鬼哭神嚎的惊叫声中纷纷滚落。
惨剧发生后，港务局人员立刻展开拯救工作，幸运逃出生天的民众也奋不顾身施以援手，将死伤者拖离现场，急送医院。
当时担任槟港务局主席的拿督赛莫哈末艾迪事后追述说，幸好当时在场者都没有竞相逃离，反而英勇救人。也幸好当时没有发生人踩人的惨剧，否则死伤人数肯定会倍增。
拯救当局出动直升机，将伤者送往槟岛、北海、大山脚、居林、双溪大年及亚罗士打等地医院。有些伤者也被抬上舢舨及三轮车，以在第一时间送往附近一带的诊疗所。
事后证实，这宗惨案有32人包括两名槟港务局职员惨死，另造成一千五百余人受轻重伤。当时的情况凄惨悲恸，现场尸体横陈，许多都是在残垣砾堆中被压死。
这位港务局主席，算是幸运的一位。在平台坍塌前的一分钟，他尚在码头巡视，并指示保安人员将通往渡轮的楼上平台通道围起来，以疏解平台的人潮。
接着，他步行到平台下方，与渡轮经理商量如何解决不断涌入的人潮。就在此刻，平台因负荷不了人潮的重量而坍塌。若他当时没有离去，肯定也难逃一劫。
但是，那些丧命及受伤者，却没有这么的幸运。他们痛失亲人的悲痛及因伤而失去工作能力的处境，迄今提起都肝肠寸断。
其中一对来自北海的蔡姓夫妇，最为令人同情。他们的二子一女(当时年龄分别9岁、11岁及15岁)，在坍塌惨剧中与他们阴阳相隔。
时年42岁的蔡氏，当时带着妻子及四名儿女拟前往槟岛观赏观音游行。一家人随着平台滚落后，蔡氏身受内伤，在混乱之中被送往医院。
当他略为清醒后，发现妻儿都不在身边。他决定忍痛出院，四处找寻妻儿的下落。最终，他找到了妻儿，但却被告知他的三名年幼子女都遭遇不幸，而妻子及幼子幸只受轻伤。
蔡氏一夜之间丧失了三名子女，心中的悲恸难以形容。在领尸的那一天，他几乎崩溃了。他心中的怨恨指向槟港务局，悲绝万分扬言要起诉该局讨还公道。
事发一年后，蔡氏夫妇接受记者访问时，回忆当年的情景，尚难抚撕心裂肺之痛，午夜梦回时更是辗转难眠。
与蔡氏同样悲痛的另一家罗难者家属，是家居双溪大年的柯家母亲。她的儿子(时年19岁)与友人当年乘坐渡轮，准备前往槟城时，在坍塌之中与人群从高处摔跌下来窒息而死。
丧儿痛楚令柯太精神崩溃，每日以泪洗脸。事隔一年后，她尚无法接受爱儿不在的现实。
一次，柯太与丈夫出外吃肉骨茶。她捧起饭碗忆起肉骨茶是儿子生前最爱吃的食物时，泪水夺眶而出，一滴滴的流到饭里去……。
柯家为免母亲触景伤情，最终宁可搬离原有的住家，希望在新的环境里重过新的生活。
这些，都只是其中一小部份罗难者家属的伤感故事……。
皇家调查委员会
两港务人员疏忽失职
正当32名罹难者的家属及一千五百余名伤者尚处于哀痛及震颤之际，政府行动快速，决定召开皇家调查委员会，以调查1988年7月31日发生在北海码头平台坍塌惨剧的肇因及补救辨法。
惨剧发生后的第四天，时任交通部长拿督林良实宣布，国家元首已御准及委任退休大法官丹斯里郑明达为首的三人皇家调查委员会，彻查这宗惨绝人寰的事件。其他两人是丹斯里赛亚基尔及秘书耶谷。
一个多月后的9月28日，皇家调查委员会终于开庭研审。在前后45天的研审中，皇家调查委员会传召了99人出庭供证，收集及审阅的各类相关文件及照片证据等，共达103项。
在庭上供证者，包括槟港务局官员，坍塌惨案的伤者、数位专家及警方人员。
这份厚达142页的报告书，过后交给内阁，再提呈予国家元首。这份绝对保密的调查报告书，终决定公布天下，并于1989年9月21日由林良实宣布详情。
调查结果认为这这宗惨剧是操作方面出现疏忽而引起，并直指两人需对此负起疏忽及失职的责任。这两人是渡轮经理哈仑奥斯曼及副总经理(业务)汤有全。
报告书指出，码头平台的结构是按照国际标准兴建，而且维修工作进行良好，惨剧之所以发生，是因“平台搭客超额”造成，而造成超额的原因，是哈仑奥斯曼及其上司汤有全疏忽所致，因此他们需对本身的疏忽负起责任。
约一个星期后，时任槟港务局主席赛艾迪在会议过后给予反应时说：“据我所知，这是国内第一次有人被指名道姓，应对一宗灾祸负责。在过去，只有涉及的部门被提及……。”
赛艾迪表明港务局会根据该局订下的疏忽程序，采取纪律行动对付这两名高级职员。
与此同时，港务局也研究了报告书提出的亡羊补牢建议，而该局的保险公司也继续加速处理赔偿的方式。
在港务局尚未对两名“疏忽者”采取行动之前，赔偿金已逐步发出。港务局在这方面的承担，获得民众的赞赏。
两年后的1990年，港务局的保险公司估计已发出213万令吉给其中1178名死伤者的家属，解决了69.6%的索赔要求，赔偿额从50令吉到7万5000令吉不等。
丧命的32人中，包括14名儿童、16名成人及两名港务局职员。在坍塌惨剧中痛失三名子女的蔡姓木匠，接受当局发出的3万7500令吉赔偿金(即每名死者赔1万令吉及补偿每人治丧费2500令吉)。
保险公司当时是依照死者收人的能力作出赔偿，而在法令之下，那些18岁以下的死者最高赔额是1万令吉及治丧费2500令吉。
赔偿陆续发出，至1991年7月间，港务局发出的赔偿额总达418万令吉，解决了1484宗索赔事件。
死者已矣，赔偿金也逐步解决。但是，事隔三年多后，原被皇家调查委员会裁定需对惨剧负责的两名港务局高级职员，却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港务局是否已按照本身的“程序”与“方式”默默的处理了两名高级职员的纪律处分，或是港务局纪律委员会仍然需要更长的时间处理，都成为民众质疑的课题。
港务局的“不透明处分”，受人诟病，更令人质疑是否“官官相护”。当年一些报章揶揄港务局的“沉默处事”态度时，甚至以“码头惨案无言的结局”的大字标题痛加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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