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資合作社風暴(二)

第二集
濫用“民族企業”口號
合作社浮現營私舞弊


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四處響起的“大搞民族企業，振興民族經濟”及“發展華族經濟”口號，促使國內的華基政黨、社團、鄉會及聯誼性組織，掀起了一片參加經濟活動的狂熱浪潮，紛紛匯集游資創辦控股公司或合作社。

這股狂潮在鄉團組織更見顯著，只要總會領導人帶頭，各地屬會往往一呼百應，聲勢浩大。各地鄉親的聯誼，由於黏性特強，所以更易發揮他們的團結及互助精神，負起這個重大的使命。

短短數年期間，在風暴爆發之前，國內的合作社已多達3200家，社員遍佈鄉城小鎮，人數逾250萬名，總資產也高達42億令吉。

當時，這些華資合作社提供的利率，有者高達13%或甚至20%，比起金融公司及銀行的9至10%更為誘人。許多存款人就是看準這個優勢，毫不猶疑的存入他們的血汗錢。

除了提供奇高的存款利率之外，許多合作社特別是那些較有規模者，都將業務伸向房屋及地產業，並借用“成為社員就容易拿到房屋”作為賣點，吸引更多的存款人投資加入。

那個年代的中下階層華人，若要買屋子簡直是難如登天，特別是廉價屋。他們不是買不起，而是根本沒有機會買得到。每當有房屋發展計劃推出時，漏夜排隊拿表格
乃是常見之事。

拿到表格，並不表示已經拿到屋子。即便如此，排長龍拿表格，乃是當時的購屋者寫照。有時人群太多，一旦出現爭先恐後情況而秩序大亂時，往往就會發生流血事件。

當時買屋子也要靠“門路”，尤其是售價不超過2萬令吉的廉價屋及3萬餘令吉的中價屋。有人“跑後門”，也有人支付十千八千的“檯底費”，只求一屋在手。所以“若是合作社社員就能拿到屋子”的口號，是何等的誘人！

七十年代末，我也有一段購屋經歷。當時只當了數年記者的我，原本就沒有打算購買屋子，但在友人“慫恿”之下姑且一試，硬起頭皮拿到一張表格，申請雪州區一個新的房屋計劃，當時的屋價是3萬餘令吉。

這個房屋計劃的“話事人”是政黨一名著名領袖，他當時也擔任雪州行政議員。凡是申請者都必須通過“面試”一關，而接見申請者就是這名政黨領袖。他對我沒印象，因為當年我的採訪路線主要是意外新聞，而且還是一名新丁，尚無機會接觸政黨顯要，所以只能說“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

當日我依時前往面試，回答了數項問題。我不是合作社社員，也不懂得“跑後門”，結果一切如料，我的申請石沉大海。反觀，我的一些同業懂得門路，親身拜訪這名領袖，結果他們都拿到了屋子。

正所謂樹大有枯枝，當合作社欣欣向榮之際，暗地裡卻有一些合作社的“頭家”或董事濫用“大搞民族企業”的大口號，借用合作社之名而營私舞弊。

例如：其中一家合作社的董事主席，以一批幾乎等同廢鐵的挖泥機申請貸款，董事部沒查明就批准了申請。當時許多的合作社的貸款，都是由董事部批准，而往往都是批准給自己。反之，由分行經理提呈的申請，卻難以獲得批准。

另有案例是，一家合作社的董事設立了一間自己的公司，買了一塊市價100萬令吉的地皮。過後他通過估計師重估這塊地皮變成1000萬令吉，接著就唆使合作社以1000萬令吉購下這間公司，成為合作社的附屬公司。

在這場交易中，這名董事輕易取得900萬令吉的利潤，但合作社卻要負擔其只值實價十份之一的產業。

再有案例是有些董事把合作社的基金轉移到其名下或控制的公司裡。這些也是屋業發展商的董事，通過安排使家屬成為合作社社員，然後再以公司的產業作為抵押向合作社貸款，這樣就可以把合作社的資金轉移到其公司裡。

諸如此類的營私濫權，逐步蠶食著存款人的血汗錢，同時把合作社及華族事業，推往了死角。


下週預告：1986年7月，一批前往青團運合作社提取存款的存款人，竟然拿不到錢。消息傳開後，全國上下百餘間青團運合作社分行立刻出現擠提，所有的存款人都心急如焚。